有一位日本老人

有一位日本老人，今年69岁，在春寒料峭的3月末，西装革履的，携老妻来到中国。一张典型的东方人的脸上，时不时绽放出心满意足的、灿烂的笑——这是因为他终于了却平生一大夙愿，翻译完成了10位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的诗集，并精装在日本出版。老人名叫秋吉久纪夫，是日本九州大学的名誉教授，他是从19岁起开始做这件事的。

10部诗集，每一部都有一寸来厚，素白色的硬壳封面，配以淡黄、淡绿、淡紫、淡蓝、淡粉、淡红……颜色的封腰，真像雪地中飞来了报春的群雁。每一部书脊的上半部，是日文的书名，片假名字母不认识，“诗集”二字却当然认不差，更认不差的，是10位诗人的名字，他们是：戴望舒、何其芳、穆旦、艾青、冯至、阿垅、陈千武、卞之琳、郑敏、牛汉。其中，陈千武怎么有点儿陌生？哦，原来是来自台湾的诗人。还有一位女性，是行年将近耄耋而思维依然活跃、敏锐的学者，北京师范大学的郑敏教授。

现在，这10部穿白云破长雾，自东瀛越洋飞来的诗集，齐刷刷列成一排，站在北京朝阳文化馆的小会议室里，接受着中国诗人们赞赏的目光。秋吉夫妇分列两旁，像展示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自豪地微笑着。我站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，端详着这一排白色的方阵，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。

69岁－19岁＝50岁（年），在这道简单的计算题背后，有着怎样沉甸甸的内容？

我想象不出。又不理解，一遍又一遍地自问，将心比心：一位19岁的黑发小伙子，正是大好的青春年华，可以浪荡，可以荒唐，也可以去赚钱、当官、挣前程，可他为什么却非要一头扎进中国现代诗的海洋里呢？

秋吉先生开口了，未成曲调先有情：

——19岁时，上大学。喜欢写诗，看到了来自中国当代诗人的诗，喜欢。可是一查资料，发现，图书馆里，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资料，成千上万，当代的，零。就搞起研究。拿来论文，去给导师看，他也没搞过，不能指导，但他没阻止，说，你就这么搞下去吧。

——从此，一放假，就到各个大学，图书馆里，找。有时问管理员，往往答复说，没有，我就说，我自己进去找，可以吗，我能找到。果然就真能找到，在没有整理的书堆里。最困难的，是五六十年代，没有任何诗集来源，千方百计，真困难。

——这10位诗人，都是我自己选的，不是人、云、亦、云。有的诗人的研究，也已经搞完，下一步的工作，是继续搞。比如，新近完成了《戴望舒和洛尔伽》一文，到西班牙去，考察了1934年和1935年，戴望舒在那里的情况，他受西班牙民族诗人洛尔伽的影响很大，译过他的诗，我带回了一些有关的照片……

秋吉先生说着，拿出一摞复印件，分发给大家。只见上面有1934年10月13日，戴望舒在马德里堂·吉诃德纪念像前拍摄的照片，有戴望舒当年文章中提到的马德里国立图书馆、文艺复兴书店、西班牙剧场、学生馆，还有戴望舒译的洛尔伽诗歌《呜咽》，等等。难为时隔六十余年，他是从哪儿搜索来的？我指着照片，问身旁的戴咏絮女士，这些你父亲当年生活过的地方，你都去过吗？她说没有，我哪儿有机会？国内的许多地方都还没去过。可秋吉先生都去了，每回都给我带来一些照片。秋吉先生为了把研究做扎实，凡是能打听出来的、我父亲生活过的地方，住过的屋子等等，他都一定要亲自去看看，这就是他每次到中国来的旅游项目，上次去杭州，他不去西湖，却去了我父亲出生的祖屋。

郑敏先生接过话茬说，我出生的地方，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了，只记得在北京东华门一带，门前不远有一棵大槐树，大人们都“闷葫芦”、“闷葫芦”地叫，可能是说胡同曲里拐弯的意思吧。谁知竟被秋吉先生找到了，现在叫“寿福禄胡同”，在骑河楼附近，我住的房子早没了。秋吉先生还把我的出生日期考察出来了，我的资料上一般都是写的9月18日，连身份证上都是这么写的，大概是当年弄错了，其实真实的应该是7月18日，不知道秋吉先生是怎么查到的？

对这位日本老教授的治学之认真、严谨和一丝不苟，牛汉先生也是感慨良多，敬佩有加。他也插进来说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秋吉先生会跑到山西他的老家，去看他出生的破房子。牛汉说，“连我自己都一直没回去过，几十年了，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，也许房子早塌了，所以大家都劝他别去了，很可能是空手而归。可是他执意要去，拦都拦不住。结果轰动了我们乡里，小学校长出来陪，很荣幸，说这是到我们那穷地方去的唯一的外宾……”

他们这样你一言，我一语地说着的时候，我看到，秋吉先生笑眯眯地听着，就像多喝了几杯有些微醺似的，很满足很惬意很矜持的样子，外面崩着其实内心里早就乐开了花，童贞也回到了他的脸上，跟小孩子受表扬时一个表情。大家都被他逗笑了。

秋吉夫人也微笑了。刚才进门后，我观察了会场里所有的人，秋吉先生被我认出来了，但却没有认出秋吉夫人。不仅如此，当有人告诉我她就是夫人时，我还怀疑搞错了，因为她实在太不像了——不但长得跟中国妇女一般无二，穿着也一般无二，连温柔敦厚的表情也一般无二。她瘦瘦的，很谦和很宁静，上身穿着米色开身羊毛衫，下面是一条灰色长裤，不施任何粉黛，也没戴任何金银珠宝，素朴得就像中国的一位女教师。她说话的声音也柔柔的，一副夫唱妇随的传统女人味道，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，这种女人，永远是藏在夫君的身后暗暗使劲，只有在遇到艰险危难之时，才会冲到前面来。

她说，“完成了这套诗集，我终于也松了一口气……”

这套诗集，说是秋吉先生一辈子心血的结晶，其实不对，应该说是秋吉夫妇两条生命换来的。秋吉久纪夫是这样一位学者，“这辈子，除了写字，什么也不会”，这种人在中国被称作“书虫子”，这当然还是好听的，带着某种褒扬的成分，更通俗的称呼应为“书呆子”，我想女性都不大喜欢这种人，给他做太太更是格外困难。但秋吉庆幸自己娶了这样一位好太太，一辈子毫无怨言地帮助他，不仅帮助他养大了三个孩子（老二现在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专家），还帮助他养大了名叫“诗集”的这个最宝贝的孩子。瞧这一家子，现在终于功德圆满，皆大欢喜，难怪秋吉先生老是笑眯眯的。

可是秋吉先生说他还要再接再厉。最近，他又像贪得无厌的帝王，狂飙突进，拓展了自己的疆域，将视野投注到中国当代新诗的沃野上，又在研究、遴选和翻译一部新诗集。唉，诗无止境，学海无涯，虽然早已“白了少年头”，但又有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的新的人生阶段，苏轼早就唱过“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休将白发唱黄鸡”嘛！